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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9月1日，星期五，我拿着录取通知书，第一次去马颈坳中学高中部报到。
父亲说：“老满，马颈坳是座古镇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历史悠久，历史上的马颈坳人，脑袋瓜子灵活，善于经商，你去以后，除了要好好读书以外，还要经常去马颈坳街上逛逛，看看马颈坳人是怎么做生意的，向人家学习学习”。
我答应了，我早就听说马颈坳是个乡场，古历逢一逢六赶场。而且，赶场的日子，马颈坳的大街小巷，总是显得熙熙攘攘的，就像张择端画的那幅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样。后来，我查阅了一些资料，得知马颈坳是大清嘉庆二年（1797年）建场的，距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。我还听人说，马颈坳那个地方，卧虎藏龙，人才辈出。所以，我推断，马颈坳中学，无疑有很多优秀的初中毕业生，在等待着我们这些来自己略的同学，共同走进高中一年级的大门。
从振武营就开始向人打听：“去马颈坳还有多远？”人家告诉我：“不远了，再转几个弯就到了” 。可是我转了好几个弯，仍然没到。直到走到一个叫洋田的地方，人家才指着前面告诉我：“看到了没有，那是一个小山坡，坡上的房子，是马颈坳学校，转过学校那道弯，就是马颈坳了。”
小山坡下是一条小溪流，流水叮咚，有小鱼小虾在水里欢快地游戏。小溪流上有一座小石拱桥，长约五米，宽约五米，具体是哪年哪月修的，不知道。走过石拱桥，往右，沿着山路上个百把米的坡，便到学校了。
周明鸽老师是我们初中时的语文老师，他也因为工作调动，到马颈坳中学来任教。他站在半坡的学校食堂边，对我们说：“昌满同学，永贵同学，清奇同学，你们来了，欢迎你们，你们马上去高中部报到，我看了一下，你们几个被分到十一班学习，你们的班主任老师，是我的老搭档，来自己略的数学老师赵应龙” 。
十一班，设在当时最大的教学楼中间，那栋教学楼，分上下两层，共八个教室。楼梯间在教学楼中间。从楼梯间上楼，往右，第一间教室，便是十一班。
我的同坐，是来自然学村的石乔清同学，他是苗族，个头与我差不多。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然学村苗话，与我一见如故。他问我：货几龙娜（苗语：哪里来的）？我告诉他：己略。我们的背后，是个子高大的女同学张胜梅，和“娃娃头”。再背后，则是老师的寝室。高十班的数学老师姓龚，他走起路来，蹑手蹑脚的，像猫一样，他常常不声不响地从我们的背后走过。他就睡在我们十一班教室的左后方那间只有五个平方米的寝室里。
十一班坐东朝西，走出十一班，便是走廊。那时候，有一架旧的立式风琴放在走廊上，同学们走路的时候，常常小心翼翼地绕过它。但有一回，因为下雨，学校不能做广播体操，同学们都站在走廊上玩，我竟走过去，把那架风琴打开，演奏了一首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的插曲“老朋友再见” ，引来不少同学围观，我开心极了，但第二天，那架风琴便不知道被谁锁上了……
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“起床铃”便敲响了，男寝室的同学们则在一片慌忙之中起床，有穿错衣服的，有穿错裤子的，有开着玩笑吹口哨的，也有打打闹闹的。大家必须尽快去河边洗脸，因为洗脸完毕，马上要上早自习课。胡凤武同学的牙膏用得最快，因为，我们几个来自己略的同学，常常“借用”他的牙膏，但他从来也没有说什么。倒是高八班的康老师，他经常来我们男寝室检查同学们的起床情况，他操着一口重重的涟邵口音，一走进寝室门口，就高声喊到：“漆强了（起床了），漆强了！” 听上去，不像是在要我们起床，而是像玩猴儿把戏的河南佬在敲锣打鼓……
初来马颈坳中学，的确让我长了不少见识。我第一次知道百家姓里有复姓，因为，学校有一位女生，名字叫“司马曼丽”。还有，在己略读书的时候，没有英语这门课程，但十一班有，十一班的英语老师姓文，叫文体君，她给我们讲英语语法，讲单词，教我们用英语造句，还鼓励我们平常用英语问候。石双文同学个子矮，戴着一顶旧得有点变形的黄帽子，他和胡安友同学坐在第一排，每天早自习的时候，他就背英语单词。他的鼻子有点红，可能是早期的“酒糟鼻”，眼睛里好像也流着泪水，像是医生常说的那种“风眼”病，那样子有点滑稽。但他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，他总是坐在凳子上，把头偏过来，偏过去，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英语：
" good morning teacher ”（早上好，老师）
“what s your name”（你叫什么名字？）
“good mornig can i neip you”（早上好，先生，你要的什么）
最难上的是数学课，可我的班主任赵老师，偏偏又是教数学的，他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，我可马虎不得。赵老师是个高个子，正牌院校毕业的，而且是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，他的数学教得顶呱呱。但是我，永远搞不懂什么是坐标，什么是抛物线，什么是方程式，他在讲台上讲得津津有味，头头是道的时候，我却坐在凳子上，一头雾水。我总是那么的迟钝，总是那么的愚蠢，总是那么的心不在焉。听老师讲数学，像是在听庙里的和尚在念那些无边无际的《大悲咒》《金刚经》……
尽管我的成绩很差，但是我还是装模作样，一本正经地坐在凳子上，听老师讲课。我的前排，是张绍朋同学和梁贵生同学，他们的成绩都很好。特别是张绍朋同学，从上课一开始就悄悄地找别人讲小话，一时偏着头讲，一时低着头讲，什么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，什么天南地北等等，可以一直讲到下课。有时候被老师发现了，要他站起来回答题目，想为难他。但令人气愤的是，他都回答得出来，连老师都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我甚至怀疑，张绍朋的耳朵，有特异功能，可以同时收听和处理各方面的信息，就像哪吒的三头六臂一样。当然，老师对这样的特异功能，这样的三头六臂，除了无可奈何以外也只有听之任之了。
化学，也是我永远读不懂的一本天书。语文要写作文，数学要算账，英语要记字母，可是化学，又要算账又要记字母，还要配上一些文字，麻烦死了。那时候，我认为那个黄头发，蓝眼睛，高鼻子的居里夫人，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她是化学家，获得多项诺贝尔奖，家里一定有不少的钱。我想，十一班的同学，谁的化学成绩好，将来谁就可以到瑞典去，到斯德哥摩尔去，找居里夫人做老婆，我可不愿意一天到晚“钾，钠，钡，钙，镁，铝，锌”的，无止无境。但年轻的化学老师张绍福，却耐心地劝我：“昌满同学，不要慌，慢慢来，有我张老师在，你的化学课，就差不了，你很聪明，我相信你能够学好化学。我和你的关系不一样，我也是马颈坳中学毕业的，可以说是你的同学。年龄也不比你大多少，相当于你的哥哥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相当于两弟兄，你完全可以没有负担，放开手脚好好学习”。
至今想起来，我都觉得有些冲动，真的对不起那个眉清目秀的，和蔼可亲的张老师……前几年，我听说张老师因病离开了人世。我伤心极了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应该去牛津大学学习，去剑桥大学深造，去哈佛大学读书，专门学医学，当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，穿着白色大褂子，拿着手术刀，把张老师从死亡线上拉回来，把那该死的病魔赶到太平洋去，赶到印度洋去……
只有体育课，才是我充分发挥我的特长的时候。体育老师姓向，是龙山人，不爱梳头发，方形脸，脸有些悠红悠红的。讲话之前总是喜欢带一个“拿”字。他说：“拿，同学们上课了。拿，今天我们练习跳高，拿，女同学先跳，跳八十公分，拿，男同学后跳，起跳高度是一米，拿……”
我的跳高成绩是全班最好的，我可以轻轻松松跳过一米二二，其他同学就不一样了，他们都显得很吃亏，甚至有很多男同学还跳不过一米。向老师喊了：“拿，现在开始跳”。女同学们嘻嘻哈哈地按顺序跳了，但是没有翻过一米的，坐在地上，算是完成任务。男同学也有很多被一米高度淘汰的。梁富贵同学是雅紫寨村的，他的体形消瘦，修长，脸上还长出了许多红色的“青春痘”，他跑起来很有意思，甩同边手，双脚一颠一颠的，使人想起沙漠上的“鸵鸟”。他同样没有跳过一米，但他不服气，决心非要跳过去不可。我在一旁也给他打气，我说：“富贵同学，你们雅紫寨村的梁光湘，杀人放火，飞檐走壁，本事大得不得了，是我们湘西有名的土匪，你呢，狗日的连一米都跳不过，丢尽了你们雅紫寨人的脸”。梁富贵同学想了一想，用他那浓重的雅紫寨口音说：“屁伢儿，我硬是不相信了，今天我一定要跳过去”。说完，他又作好了准备，重新拉开了他那独特的“梁氏跑步法”，去冲刺那个一米的横杆……
横杆升到一米二五的时候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跳了。向老师也开始注意我了，他问了我的身高，体重，出生年月，家庭住址，而且用笔一一记录了下来。我直接要了一米二六的高度，向老师高兴地说：“昌满同学，好样的，跳过去，拿，我相信你，”。同学龙春富，还有杨其林，龙双平，张绍芝，黄福仙等等，都在一旁为我喝彩加油，他们挥手，高呼着“跳过去，跳过去，昌满，跳过去”。我咬紧牙关，作了一个深呼吸，后退一步，然后，起跑，加速跑，奋力一跃……跳过去了。
我骄傲地昂着头，像当年成吉思汗在蒙古大草原打了大胜仗一样，兴高采烈起来。可远远地，我看到班主任赵老师，站在十一班的走廊上注视着我。那样子好像在说：昌满，你为什么数学上就不能加一把劲，像跳高那样，跳出个新的高度来……
同学里，我最难忘的是谭四莲同学，她人缘很好，是团员，还是我们的班长。男同学选她当班长，女同学选她当班长，怪了，班主任赵老师也选她当班长。其实，选她当班长算得了什么，如果是现在，凭她的工作能力，凭她的为人处世，就算是选她当市长，当省长，我都愿意。
她长着一张圆圆的笑脸，大大方方的。双眼皮，双下巴，笑得像个弥勒佛，永远是那么的阳光灿烂。那时候，我常想：谭四莲同学形象不错，给人与好的心情。不过，像她这样的人，娶媳妇，可以请她来吃饭，嫁女也可以请她来做客，修房子同样可以请她来喝酒。但如果是谁家死了人，千万不要请她，因为死人是伤心的事情，要是看到她站在那里笑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她的身材又肥又胖，正面看，简直是一个正方形，打篮球时，她总是像一辆“重型坦克”一样，横冲直闯，没有女哪个队员，敢自不量力地去阻挡她前进。我真的弄不明白，当时，国际上为什么叫我们中国是“穷国”。那些疯狂的美国佬，为什么不叫他们的女记者安娜・路易斯・斯特朗来采访我们的谭四莲，看看谭四莲同学这富态相，谁还敢说我们中国人没有饭吃。
但谭四莲同学也有不高兴的时候。我记得，那年，“五・四”青年节快到了，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写了入团申请书，写好了，要交到谭四莲手里。我因为学习成绩不好，表现也不怎么样，想申请入团，怕是学校通不过。于是，我就不写。但是三天以后，谭四莲同学看我没有什么动静，便问我：“昌满，你的入团申请书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没写，我调皮死了，怕是搞不好……”
马颈坳人的眼睛是容不得渗沙子的，他们几乎都是梁山好汉的性格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。她们可不喜欢说话拐弯抹角，或者扭扭捏捏的，就算是骂朝天娘，也喜欢骂个痛快。谭四莲变脸了，她对我说：“快写，快写，你少跟我隆薄
家里穷，我的学习成绩差。我越来越没有心思读书了。同学们越读越起劲，他们有着大把大把的好成绩，向功春同学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，甚至拿到了奖学金。而我，什么也没有，上前一步，退后两步，只有大把大把无聊，寂寞的时光。
一天晚上，马颈坳火车站放电影，放的是日本电影《追铺》，我去看了。回来以后，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。我第一次从电影里，看到人头攒动的日本东京，看到豪华宽敞的高速公路，看到英俊严肃的检察官杜丘冬人，看到热情似火，美丽漂亮的女主角中野良子，我甚至还看到了，日本人竟有私家飞机，影片中的主题曲“杜丘之歌”，更是让我热血沸腾，百唱不厌……
课堂上，我总是想入非非地避开老师的眼睛，去眺望那窗外。我知道，窗外是山，山外面，还是山，太阳总是静悄悄地朝着然学村的方向落下去，那么，那边到底有什么呢？我是一刻也坐不住了，真想离开这大山，离开马颈坳，离开学校，去那遥远的地方，寻找我那心中的世外桃源，看一看传说中的蓬莱仙岛，逛一逛书里的昆仑山口，阿拉道场……与我有同样想法的是陈晓阳同学，他跟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，我们同病相怜，惺惺相惜。可惜，他为了看另外一场日本电影，在吉首一中后面，因车祸死亡。
现在想起来，我后悔极了，因为当初我急着想离开的，实际上，是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再有的天堂。天堂是什么意思？天堂是尊重，是自由，是美好，是唯我独尊和随心所欲啊！虽然说，那时我很穷，但在学校我并不缺乏关心。虽然说，学习成绩不好，但在学校，我也不缺乏鼓励。学校的老师，学校的同学，十一班教室，甚至还有小路上那些来去匆匆的赶场人，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亲切。
转发了一首张明敏的歌曲《毕业生》给同学们，往事不堪回首。同学们，让我们随着那优美的旋律，随着那充满怀念之情的音调，还有那缠绵悱恻，如泣如诉的唱腔，一起走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吧。随着这首歌曲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吧，放下那颗千疮百孔，漂泊流浪，疲倦的心，休息一会儿吧。同时，在张明敏声泪俱下的歌声里，我们再年轻一回吧！再美一回吧！再灿烂地笑上一回吧！说什么，我们都忘不了那段艰苦而幸福的岁月……
